25岁之前，我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25岁左右是特别喜欢“思考”的年纪。四合院的生活很紧凑，可能太紧凑了。没有人有自己的空房间，甚至没有一个可以窃窃私语的地方。邻院的小华结婚的时候对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就是为了他的钱。我记得我们两个站在石狮大院门口。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夜。巷子两边都有人在乘凉。她说话的时候，她四下看看，我跟着她四下看看。当然，没有人会听到她。下棋的噪音和天气的炎热同时上升。好像越热的人说话声音越大。等大家都回屋睡觉的时候，巷子里开始安静下来，我觉得有点压抑。仿佛小华的话把一颗丑陋的钉子钉在了刚刚粉刷过的美丽的墙上，挥之不去。两年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经离婚了。当我看到她时，我又看到了钉子。这几年住在悉尼，和四合院没什么关系。在这里，人的生活是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轻松的。我讲的是天气，如何在海边的阳光下轻松生活。电影《不道德交易》上映时，朋友凯利半开玩笑地说:“怎么了？一夜，一百万，一夜之后，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生活了，可以无忧无虑的放松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些话都是大声说出来的，没有小华的胆怯。听到这里，我又看到了钉子。这让我觉得不开心，从小华到凯莉，从北京到悉尼，但是为什么呢？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女生，我才回答清楚自己。我在办公室看到她，她来做心理咨询。她很美，但那种美里有一种特别忧郁的色彩。没见过那种眼神，不知道怎么形容。她坐下来，靠在沙发上说:“我抽烟你管吗？”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在西方吸烟大概只有在家里和酒吧才是合法的。“没问题，想抽就抽。”她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是妓女，高级妓女，虽然高级妓女也是妓女。”我没说话。我看着她。我等着她说话，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她想让我做什么。我看着她，又看到了她的眼睛。“我忘不了，但是我想忘了，我已经一年没做过了，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出狱的人，不知道如何正常的生活。”我开始是为了钱去当妓女，因为我收了很高的税单，不知道怎么还。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客人，很有钱的客人，那天晚上我还了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我想，我可以这样做一年，然后一切都会搞定，然后我就可以上大学了，我想成为一名医生。“一年前，我终于决定不再做这种事情，所以我离开了那里，来到悉尼，决定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我的生活。我以为很容易，开始害怕。也许这种龌龊的感觉会伴随我一生。我睡不着，开始酗酒，喝得很多。”半年前，我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他很善良，心地善良，但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我的过去。我害怕他会因此离开我。然而，如果我不告诉他，我就不知道...”我听着她的谈话，看着她的眼睛，一双美丽而痛苦的眼睛，才意识到那双眼睛背后是什么。她走后，我突然想起了欧巴娜·凯利让我想起的那个钉子。我想来，我的不快乐感其实不是为了一件事本身，而是为了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似乎通过淡化痛苦，就可以成为一只轻盈的蝴蝶。不，当痛苦来临时，你不能飞。冷得像钉子，嵌在你的精神里。你可能要努力一辈子才能拔出那颗钉子。拔那颗钉子比在废墟上建一万栋楼更难，更长，因为有钉子的墙是感情的废墟。我不是传教士，我最不讨厌说教，我不是正统的人，我最不讨厌用正统来评判人。我只是觉得淡化一些不低调的东西对我来说不公平。

后来来咨询的姑娘去了英国，还在想办法拔钉子。然而，她的眼睛已经融化了一些冰冷的痛苦。我觉得她很勇敢，因为她没有放弃努力，至少这次她对自己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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