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小青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只有声音大的人多了，声音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整天紧张等待“静听惊雷”，不用担心自己的声音会吓到别人或自己，所以对自己的发言会有信心。 我在报社实习的时候，有幸向一位消息灵通的资深记者学习。我的老师很了解这个世界，经常在说笑的时候不经意间泄露秘密。那天，他坐在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一个人越高，声音越低。 其实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演讲的音量和社会地位之间微妙的反比关系:小贩和老百姓在窃窃私语，即使声音提高八度，也未必有听众；重要人物的声音越低，就有越多的人围着，拼命伸着脖子听，这就让他们越来越重要。所以，即使天生声音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也要练习压低声音，才能彰显身份。例如，19世纪的欧洲袁殊人宁愿屏住呼吸，把它放进有胸有腰的鲸骨裙内衬里，以免被视为新郎的女儿或鞋匠的妻子。 这只是中国许多关于声音的哲学之一，这些哲学看起来很奇怪，但实际上很神秘。迂回而错综的东方思维模式，让我们明白了声音的奥秘，也让我们认清了声音洪亮而声音稀疏的意境，说话与停顿的无奈，弦外之音的分量。我们善用从西方转移声音、指桑骂槐、嘲讽小鸟的战术，在瞬间的空白空间里，安静地享受着比他们在声音中讲述的还要多的讲述所带来的精神满足。 然而，这些中国人的声音哲学很难向外国人解释清楚，就像我坐在纽约的一家咖啡馆里和一位美国朋友聊天时徒劳无功的努力一样。 这位朋友正在编辑一份草根在线周刊，专门将非英文少数民族报纸的文章翻译成英文，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该杂志的名字是“必须听到的声音”，听起来很有新意。其实谷歌会发现，这种说法在美国几乎成了老生常谈。 在一个嘈杂的世界里，演讲者有太多的意见，听众有太多的选择。靠自己的草根必须像朋友的杂志一样使用扩音器。原本能站在舞台上的政治家和达官贵人，都是靠声音战胜对手的。他们更明白这个道理。为了不被掌声或嘘声淹没，他们应该加大音量。当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的去捏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的时候，声音的传递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声音高是合理的。其他任何模式都风险太大，因为圈子太大——观众可能在理解之前就失去耐心了。 可以合理的说，能在简单的音阶之外听到微妙神秘的层次和不可言说的内涵的中国人，在对声音的理解和运用上，明显优于一根筋的外国人。但是，当东方满足了西方的需求，我们却常常吃哑巴亏，无处抱怨。无论是欲擒故纵，还是温文尔雅含蓄的君子风范，要么被视为智力不足，要么被视为在犹豫或沉默中主动放弃，为所欲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最清楚这一点。 结果有中国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上课一句话都没说，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因为他妈妈警告他说话前要三思。也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美籍华人员工。每次和客户见面，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都尽量不说或少说，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他的上司，却以沉默寡言、与客户沟通不畅为由被辞退。就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表示，小时候从台湾省来到美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说话、插嘴。只有学会这些，她才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仅获得政府分配的社会服务资金的1%。也是因为这个一百多年前就在这里扎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明白“哭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但在美国，从带孩子做饭的家庭主妇，到无家可归的人，甚至服刑中的犯人，往往说话底气十足，指指点点，不仅靠肺活量和话语权，还靠自己的话语权，比如纳西莎对他的反思，还有话语权的价值，比如宗教。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大部分都会被认为是“自以为是”。虽然我们经常在镜子前给自己充气，但我们早就学会了出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经常抱怨它不疼不痒，但我们知道它在出口的一瞬间就会随风飘散。其实不乏真知灼见，只是我们往往在开口之前就被心里的一声冷笑弄得很尴尬，急得合不上嘴。我们越是这样做，就越是习惯于安静。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普通人的声音也不容易改变世界。然而，当听证会向所有人开放时，立法者必须尊重和听取每个人的发言，不得有任何歧视。甚至总统候选人也经常在竞选活动中谈论水管工乔伊的话。人们至少可以相信他们不是在自言自语。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多说话，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只有声音大的人多了，声音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必整天紧张，等待“静听惊雷”，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声音会吓到别人或自己，所以对自己的发言会有信心。 如果你想提高音量，也许最重要的不是练嗓子，而是练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