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秀清能成为苏灵源:《南方周末》2010年9月9日 博士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了学术老师的电话。“有一门必修课还没修完，申请学位要填这个学分。”他感到惊讶和好笑。他错过的课程叫“科研训练”。 顾名思义，这门课应该是博士生的入门培训，但是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这就像是叶明整个博士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著名大学的理科博士生，他的导师是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为仰慕教授的名声而投了教授的票，但很快就后悔了——“我基本上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在黑暗中折腾自己。” 根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集团北京大学研究组组长陈红杰教授提供的数据，自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扩大了三倍，仅2008年就授予了43759个博士学位。 人数和美国持平，但博士生质量却越来越被诟病。 今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广利发起了“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士、博士生导师及相关人士，并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惊讶的数据:部分博士生导师实际上同时指导了47名学生，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宣布，计划让307名超过学习年限的硕士、博士生退役，并让4年8年未毕业的硕士、博士生退学。 这一举动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很多大学基本淘汰硕士、博士的情况下，研究生退休是“打破教育机制固有的弊端”，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博士教育六年多的叶明说，简单地将博士生质量归因于淘汰制度的缺失是没有意义的。“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的责任，忽视制度的责任，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不公平的。” “要提高医生的素质，不仅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要淘汰不合格的不负责任的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在不完善的体制下，读博成了一场“赌博”。 一位导师招聘了50名医生 叶明在招生导师的“第一次打赌”中遭遇惨败。 他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信息不对称”:谁能想到一个德高望重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牧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只是传说。老师的办公室虽然在实验室隔壁，但一般四五个月不见导师，几乎不和他讨论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几年来基本没开过研讨会，也没有传承和帮助别人的机制。 入学后不久，另一位年轻教师开始辅导叶明。但不到一年，他就飞到国外做博士后，和叶明导师的兴趣不一致，所以这段时间的辅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我的经验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有控制权。导师权力大，缺乏监督管理。”叶明说，虽然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训表格中注明了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训小组，但这只是一种形式。 即使他深感“委屈”，叶明也没有办法上诉。如果非要找高校领导反映的话，他可以期待的结果是:换导师或者退学，转硕士，远走高飞，改变不了他的青春。 然而，叶明并不是最糟糕的。到了第六年，他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像只走失的狗”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不太幸运的同学。第八年，学校停止发放补助。导师不指导，没有资源支持。他试图与导师沟通。导师说:“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可以不要脸。”叶明说。 另一位导师曾在研究生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做好，是你自己的事，和我无关。 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第一位博士生马中奇教授并不看好当地医生的含金量。 毕业近30年后，马中奇仍然记得当医生时轻松活跃的氛围。 他和他的导师之间有很多讨论。“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至少两次，学生讲课，每次一个上午。他还说我们也说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很民主。”马中奇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断学习，外国学生整天聊天，但是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得到了医生的帮助。马中奇认识一位医生，并招募了50名学生。“为什么院士学生抄袭？50个学生连认都认不出来，毕业不了怎么办？那就抄吧。”“你不懂学生的问题。你分不清你教他什么，他抄什么。完全不是纪律不严，而是导师资质不够。”马中奇说。 带来两位数的学生并不少见，博士生导师应对不断扩大的生源有不同的方式。在张峰的学校，有一个导师，每年招收5-7名博士生和更多的硕士生。作为行政职务，他太忙了，没时间安排几个年轻的老师。“小老板带医生，医生带硕士。”。 博士生常年见不到导师很正常。在周广利的调查中，甚至有些学生从未见过他们的导师。 老板和“保税工人” 和叶明一样，另一所著名大学的工程学博士生吴安平也在导师身上“下了赌注”。但吴的导师并没有要求学生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在为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学术水平不高，他花很多时间只是为了帮导师拿资金。 吴安平希望集中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但导师的指示不能违抗。据他所知，有的导师甚至建议学生想做自己的事？除非你不想毕业。 在只属于学生的20%的研究时间里，导师很难给出有用的指导。“最多说点‘多读书，快点’之类的。”吴安平说。“一流大学也有三流教授，三流大学也有一流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表示，由于博士项目的数量与博士项目的规模密切相关，在一些博士项目丰富的一流大学，水平较低的教授很容易成为博士项目。 在很多学校，尤其是工科系，一些学术不负责任的导师成了“老板”，就像每年开一家小公司，招一批博士生。对学生的补贴就像发工资一样。“学生可能只是导师。棋子，每年给你一小笔钱，卖给你文凭，你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另一所211大学的博士生张峰也有类似的感受。张的导师整天忙于申请各种基金和项目，与学生的学术交流不多。就算有交流，也大多是他关注的产业化项目——这样的项目经济效益显著。 至于博士生比较关心的基础研究，导师兴趣不大。“更何况你要发表一篇文章，请导师修改一下。导师会用一句话噎死你: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事？”张峰说。 把导师和博士生之间的“师徒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并不新鲜。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永成被9名博士生解雇。原因是他长期让学生成立公司给他们做项目，忽略了对学生的引导，只给很低的报酬。 “你看看学校多的二线城市，武汉、Xi、南京。教授开公司疯狂赚钱。车比一辆好，房比一辆多。”一些医生抱怨道。 有些人甚至用“债役工”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的剥削性雇佣关系。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的作者周广利认为，在“一人一教”的指导体制下，学生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学术道德。 在周广利的调查中，一些“就业”学生抱怨道:“我做了很多项目，犯了很多错误。跟工作有什么区别？还不如出去打工。” “论文校园代理”和“文凭售卖机” 选导师是读博过程中的第一轮赌博，做科研是另一轮。 既然所有学校都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博士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从选题开始，博士就要“赌”:什么研究方向容易出论文。 理工科博士毕业前需要在国际期刊发表SCI论文，但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发表SCI论文并不容易。张峰说，有些学生无奈之下只能改变研究方向，依靠容易发论文的方向，最终导致毕业论文成为“四不一样”。 为了发表论文而篡改实验数据更为常见。“虽然实验需要可重复性，但很少有人会真的重复验证，经常把结果改得很漂亮。”张峰说。 论文几乎是整个博士生涯中最重要的压力。但在导师缺乏学术指导，各实验室研究条件参差不齐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成果。整整一个月，张峰每天在实验室里忙到12点才回到自己的卧室，直到凌晨两三点才睡觉。他非常焦虑。 由于文科博士的论文一般要求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难度要小得多，但掺杂了很多杂质。华北某大学文科博士生徐佳即将完成学校规定的三篇论文，但他要支付一万多元的“页面费”。 支付论文费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博士生对论文需求旺盛，杂志也要自己负责盈亏，急需寻求资金来源，于是孕育了一种特殊的中介——“校园代理”。很多博士生都是在放学后从事这个职业来赚生活费的。 一般来说，一篇论文在国家核心期刊上的出版费在三四千元左右，代理可以赚10%左右。为了聚商，代理需要在校园张贴广告。一旦广为人知，客户就不是问题了。代理可以联系的日志也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有钱，难的事情就好办。”一个曾经做过代理的学生说。 徐佳说学校需要太多的文章。“三年，写一篇高质量的文章是可以的，但要发三篇，就必须凑合着注水。” 对很多人来说，中国的博士教育似乎成了一台巨大的“文凭自动售货机”。根据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的研究，目前中国有365所大学授予博士学位，而美国只有253所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好、最多的研究型大学。 然而，正是这个区授予大学的253名博士成为了美国的“人才收割机”，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收获的。 活得没有尊严 对于25岁以上的博士生来说，最大的赌注就是今天的贡献是否与明天的收获成正比。 每月289元，这是徐佳博士学习期间的补贴。因为大学不在211高校之列，博士补助标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以今天的消费水平，简直是九牛一毛。 近年来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大多集中在非211省级地方高校，因此收入低于低收入家庭的博士越来越多。 即使在2009年9月以后提高补贴标准的211所高校，博士生每月生活费也只有1000多元，与直接工作的学生相差甚远。“同学聚会，最丢人的一定是还在看博客。久而久之，我开始逃避这种聚会。”一位医生在论坛上说。 即将“参加第三年竞选”的徐佳很难再联系到他的父母。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在周末去培训机构上课。对于从未走出校门的博士生来说，辛苦一个月赚近2000元还是挺不错的。 更尴尬的是那些泡在实验室里带着“9点到12点”课表的理工科学生。为了做这个实验，张峰已经连续两周没有走出校门半步了，更不用说花时间赚外快了。“先把医生的肚子养起来再做科研。”他深情地说。 非211高校理工科专业的林建民每月从学校获得200多元的补贴，通过给导师做项目获得400元的辛苦，但收入仍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飞涨的物价。他曾经通过做翻译和代写论文赚了一些零花钱，但很快就因为实验室工作太忙而放弃了。 林建民进入博士学校后就没有谈过恋爱，甚至主动放弃了几次机会。“如果我18岁，我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吃路边摊，给她买一份很便宜的礼物，也许很浪漫；但是我已经28岁了。如果我让她去路边小店吃拉面，给她买几十块钱的首饰，就算她不嫌弃，我也没面子。” 林建民觉得他和他的博士同学生活得没有尊严，甚至去电影院看3D《阿凡达》，这需要长期的思想斗争。每个月初，很多人会反复查看自己的银行卡，看看可怜的补贴到了没有。有的时候，当到达时间晚了一两天，学校的BBS博士页面就会出现很多的查询帖，生怕学校错过两百多块钱。 华南某大学博士生胡阳已经成家立业。他入学时，孩子才七岁。然而，他不得不把妻子和孩子留在遥远的北方，过着每天通勤到图书馆、宿舍和食堂的单调生活。 更残酷的现实是，中国博士数量跃居世界前列，学位含金量下降，高校师资力量饱和。越来越多的医生放弃了科研这条路，转到了政府和企业。过了几年，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有本地医生，也许都是海归。”吴安平悲观地预测道。 只有聪明、勤奋、幸运的人才能赢得这场耗时3到8年的“赌博”。 读博之前，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6年后，他觉得自己得到的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位，失去的青春，扭曲的心态”。 吴安平也相信，如果再来，他不会选择读博。现在，他不想涉足学术界，“这个圈子变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