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蒙河来源：《考古不是挖宝》

考古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摧毁它所研究的对象，以便提取研究信息。考古发掘不是翻地下天书，而是翻完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碾碎一页。如果我们不理解它，我们就没有机会重复它，验证它。所以考古不能像拍电影一样一个个重复，不允许也不可能重复实验，直到成功。

考古成果都伴随着遗憾，就像考古发现充满期待，已经成为任何考古学家都无法跨越的火山。考古学家形成这样的感情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但期待往往发生在考古发现之前或期间，遗憾总是发生在考古发现期间或之后。如果像国外最烂的电影一样，评判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把定陵排在第一位——有趣的是，定陵是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排行榜的最后一名。当然，这个顺序纯属巧合，因为100个考古发现都是按照遗骸的年代排序的，但这样的巧合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发掘定陵是50多年前的偶然选择，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后妃小椴、小京合葬的陵墓，位于北京北部昌平的一个山谷中的十三陵中。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一位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承王位，22岁开始建造他未来的生日宫殿。他多次去陵墓现场视察。陵墓建于六年后，但他在紫禁城里与世隔绝了30年。他几乎从不上法庭，也不理会政治，直到被安葬在这座闲置了30年的地宫里。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的？著名的永乐大典埋在永乐皇帝的陵墓里吗？这类问题一直吸引着像明史专家吴晗这样一直想搞清楚的人和困惑的学者。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人，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联名上书政府管理委员会，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帝陵。今天这封信一定要通过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投票通过。但当时很快就被批准了，尽管遭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副所长夏乃先生等考古专家的理性反对。

然而，吴晗写道，他们要求挖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第一座陵墓。因为建筑面积太大，一时很难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决定先试着挖一个较小的陵墓，积累一些经验后再挖掘长陵。在对其他十二陵的考察中，他们无意中发现定陵有崩塌漏洞，定陵成为原计划发掘长陵的实验对象。

两年后发掘完成时，在反对病残但不得不参加领导的夏乃先生的指挥下，考古学家们努力清理地宫内的所有文物。文物总数约3000件，其中大部分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稀世珍宝被作为陪葬品埋葬在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死后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但300多年后被考古发掘出来时，大部分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体也腐烂了，只剩下骨架，埋葬方式看起来很奇怪。

棺椁中发现的万历皇帝金冠，由150根细如头发的金线制成，经过拉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成，仅重826克。镶有100多颗红蓝宝石和5000多颗珍珠的凤冠重2320克。色彩瑰丽、典雅庄重的凤冠比纱一样轻薄的冠要重得多，肯定不适合经常使用。恐怕只是在欢迎仪式时偶尔使用。有四个像这样的峰。

黄金和珠宝总是皇室的最爱。289枚黄金，几乎全部手工制作；珠宝共有248件，其中199件为发卡，说明发型和发饰也是用来彰显皇室尊严的，仅次于皇冠和羽冠。这与商代傅浩墓陪葬499具尸骨的情况是一致的，虽然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皇室和皇室女性总是引领新时尚，让人感慨万千。定陵出土的467件衣服，除了头饰，大多是皇帝穿的。但说到尊严，不得不说，万历大典所用的五种袍服是最抢眼的——十二团龙袍，用了10年，万历皇帝穿一件，棺材里放四件。

搭配这些豪华服饰，出土随葬品最多的是织锦面料，共165匹马，万历皇帝身边只放了69匹马。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发现过这么多古代丝织品，整个丝织品出土时还是五彩缤纷的。然而，这些衣服和丝绸织物，每一个都可以被称为高质量的产品，被挖掘后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和发霉...比出土文物变质更让人痛苦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是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发掘十年后。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扫荡各种鬼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小椴、小京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碎，用火烧掉。考古学家精心发掘，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组装出了三皇五帝的完整骨骼，这些骨骼从未存在过。在南京博物院院长龚亮主编的《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一书中，记载了万历皇帝和皇后骨架被烧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非常关心万历皇帝的遗骨。他告诉考古发掘者:“万历皇帝病了一辈子。有人说他是瘸子，但究竟是什么病让他的身体畸形成了谜。以后可以用各种手段测试，能做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在被捕入狱前，吴晗以一种非常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是明中叶传入中国的。作为药用，我一直怀疑万历死前抽了太多烟，但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尸骨是可以用来检测确认真假的，但是千万不要用火去想什么。”他流着泪说:“左明(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中，我到现在才知道你和老郑(指郑振铎)当初在我们的争论中是对的，你看得比我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烧了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一年后写的。又过了一年，他带着无尽的悲痛和悔恨死在狱中。今年是他发起发现定陵请愿的14年，但月份是一样的，都是10月份。吴晗去世二十一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撰的《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正式编辑出版。吴晗去世32年后，2001年定陵考古发掘被选为20世纪中国100大考古发现之一。

“如果”这个词永远是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几十年前，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明十三陵都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经的皇家陵墓，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不一定可以开放；如果国务院最后因为长陵规模大而决定不挖一个小一点的定陵，那今天笑到地下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探索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他就不认为探索陵寝、建博物馆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可以用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极力劝阻郑振铎和夏乃之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紧急催促国务院……他就不会为中国考古学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治愈的病变标本。这个标本一直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空下，成为无数关于陵墓发掘言论的镇静剂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甘岭停止了进一步的挖掘计划，因为它吸取了定陵挖掘结果不利于文物保护的教训。

1958年11月的一天，由于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甘县附近的农民前往甘岭所在的梁山。枪声过后，他们在清理沙砾的时候发现了几条石条。原来这个拍摄点恰好是在干墓路上炸的，石栏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清理了墓道，并在墓口发现了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甘岭地宫就有了。但是，皇陵的发掘不是陕西说了算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去北京询问主管部门，并向中央提交了甘岭发掘计划。当时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去定陵看看，那里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结果定陵的考古没有预想的那么原始，使得甘陵的计划无法实施。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救了甘陵。

今天，定陵已经成为北京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当人们对这座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印象深刻，感受到一代帝王的传奇和魅力时，他们可能不知道一个至今一直为我们所用的细节:当年强烈反对发掘但不得不被下令参与定陵发掘的郑振铎和夏乃先生，从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致函国务院，要求立即停止批准帝王陵墓的发掘申请。当年同意挖掘指示的周恩来总理，当即批准，然后下令全国试挖定陵，再挖掘长陵，搁浅了。

如果说定陵的发掘有收获的话，那就是从此以后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都被保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