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心武来源：《可乐》2010年第6期

1913年仲春，一部新剧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那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节》。早在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火鸟》就引起了轰动。火鸟的配乐对传统音乐具有颠覆性。那么，是春节丢了，还是“又要野了”？

当指挥棒移动，序曲在乐池中响起时，观众震惊了。几个短句改了好几次，但还是有平时的旋律，只是声音怪怪的...拉开帷幕，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都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所以习惯了传统艺术的观众先是忍不住起哄，然后开始大声抗议，而支持创新期待突破的观众则命令抗议者闭嘴。双方先是互相起哄，然后互相骂，甚至发展到有的人跳到座位上，有的发生肢体冲突，有的扔东西...剧院一片混乱。这就是上世纪初著名的“春节”事件，成为西方文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斯特拉文斯基那年刚满30岁，正值人生的仲春，他甘愿循规蹈矩，畏首畏尾。他想把自己心中的灵感喷出来，打破陈旧的陈词滥调，有所作为。他在《春之祭》中努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幻境。他知道自己会被拒绝，但他也坚信自己能得到知音。抛开事先的心理准备，就像一棵刚要从笔形花蕾绽放成杯状花朵的玉兰树，突然遭遇了冷风和阵雨，首映一片混乱，让他大吃一惊，也让他极度沮丧。

抑郁症相对容易调整。如果你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就会伤害到你，不像平时那么容易恢复。那天，一个人把气氛搬到了首映式上。总的来说，对于新表达，反对的是哗众取宠，支持的是非传统，支持的是新思想。每个人都可以各持己见，不必达成共识，更不必生气。自然氛围就是圣桑，音乐界的老前辈。圣桑78岁，比斯特拉文斯基大47岁。圣桑对后辈作曲家背离传统，“瞎折腾”，始终精力充沛。当时德彪西做了一些印象派的音乐作品，他不喜欢，但是反对别人喜欢，有点变态。他批评印象主义音乐，说“如果这是音乐，那么调色盘就可以算是绘画”。他死了也不能理解。有一个抽象的画面，就是色彩的涂抹和积累，有的人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的从那个画面中获得快感。据说斯特拉文斯基有火鸟的前科，圣桑不用去剧院看《春之祭》的首映。充耳不闻眼不见是安全的，但是前任穿着整齐符合“音乐是我的家”的习惯。当然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强烈刺激的。首先，他气得发抖。后来观众吼他，他哆嗦了一下。

几个月后，《春之祭》重新上演，所有不喜欢的人都没去，演出结束。欣喜若狂的观众轮流扛着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街头欢呼游行。第二天，报纸上有一些评论。三三还在生气。他不应该生春天的气。很多人觉得花“狂开”，莺“狂舞”只是春天的魅力，圣桑却觉得“仪式崩了，音乐断了，很难随便得一个字”！

作曲家拉威尔比斯特拉文斯基大七岁，这位年长的音乐家也去看了《春之祭》的首映。两派观众发生冲突，拉威尔不断大声劝说他们打起来。他建议双方都要安静，面对表演本身。拉威尔虽然和前卫、前沿作曲家关系不错，但他自己的风格是不拘一格的，并没有完全颠覆传统，还刻意创新。

事实上，春天来了又去，正是在变化的季节里，自然和人类呈现出多样和丰富的壮丽景象，而不是一元主宰。斯特拉文斯基后期作品从《献祭春天》的极端风格软化，甚至接近新古典主义。

在我的书房里，还有一台电木转盘的留声机。偶尔会听《春之祭》或者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但更多听到的其实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尤其是《天鹅》，尤其是1905年的那首，由俄罗斯新晋舞蹈家傅进改编成芭蕾舞剧《天鹅之死》，圣桑应该不会为春而生气，但他应该意识到，《春之祭》只是为人类增加了更多的欣赏选择。他的经典《天鹅》不会因为“新年”的出现而变成秋叶白雪。更有甚者，傅晋编导后的《天鹅之死》版本，明明是一朵“混沌的春天之花”，原本优雅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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