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红军来源：《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

自从来到上海，我一直心存感激，因为到现在，我已经不是房奴了。刚到上海的头几年，我来上海深造。我住在虹桥涉外商务区，我交的房租是学生比较低的房租，原单位可以给我一些补贴。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房奴，什么叫房租。后来很高兴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就搬到了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交的房租也是学校给学生的房租；后来，我从这所大学的宿舍搬到了另一所大学的博士宿舍，在那里度过了快乐无忧的三年博士生涯。虽然从那以后我感觉房租信息在变，水涨船高，但是当时给学校交的房租好像在合理的承受范围内。后来结婚了，因为老婆是独生子女一代，家里还能住，所以从学校宿舍搬到了婆婆家。

时光荏苒，近十年过去了，终于到了我买房子自己住的时候了。学校离家很远，单程要两个半小时。买车感觉很不安全，总有风险。不要买车。看看挤得像饺子锅一样的地铁车箱，看看路上一望无际紧张的人群。人很快就会晕倒。来回奔波了几年，决定在学校周围买套房子，但是看着周围不断上涨的房价，真的觉得受不了。作为副教授，我只能从学校拿到几万元的住房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当我想到无法承受的房价时，我也感到极度的不平衡和不确定。

那些早年是研究生的，没有读博士，但都变得“有钱”了。因为不读博士，所以要工作，在上海工作的要自己买房。所以，在2002年前后，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房子。虽然许多人因此成为房奴，但看着上海不断上涨的房价，房奴的心理并不知道他们有多舒服。我雄心勃勃，对自己的长远未来做了更多的投资，读博士，读博士后，然后出国。但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么多年的长期投资，我的收入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读博士的人。

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未来的教育投入是否还值得。有时我们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是否比我们早年讨厌的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但是回过头来看，不，远不是这样，因为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下，政府是无法调节房价的，而在我国，政府仍然拥有强大的调节甚至抑制房价的权力。

浙大博士为什么跳楼？我估计房价是一个因素，但是比房价更不能承受的可能是不诚实。过高的房价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和工作成本，降低了人才交流和流动的效率。同理，太多的失信撕裂了中华民族残存传统美德的底线，也无限提高了整个社会前进的成本。

我在学校周围见过很多房产中介，很多都有自己的网店。不过跑多了，知道网上房价好像是个幌子，价格很便宜，位置也很合适。但是，就在我要看房或者砍价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网上的东西不太容易让人相信，目的只是“房地产钓鱼，希望你上钩”。你上钩后，我会推荐你其他更高的价格。

我积累了很多和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经验。比如你一定要多找中介，这样你就可以了解到市场上对某个楼盘的客观评价，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讨价还价得到你想要的楼盘；再比如，在和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瞬间，你还是能认出房产中介的人品，他的业务熟练程度等等。既然房产中介只是房东的代理，房子卖不卖就看房东了。在和房产中介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房东的素质不同，就像房子的质量一样不同。

比如，大部分房主都是温州人。它们通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他们通常在房子开放时进入市场。接下来，浙江上海的人，大多是二把手，经常听命于温州人和浙江人。现在还在买房的，往往是真正想买房，为自己而活的人。过了第一关，第二关，甚至第三关，真正想住在自己家里的人，承受着更高的房价。

有的房东很有诚意。他只是通过卖房子来卖房子。只要他得到他想要的价格，他就把它们卖了。但是，有些人很贪心。他要价。如果他发现没人管，心理上会嘀咕房价高不高。但是，一旦有人要，他马上涨价，一次又一次涨价。如果是这样的房东，代理人慢慢失去了为他卖房的信心，因为破房东只会给代理人带来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和成本，却无法给代理人带来他们想要的佣金；对买家来说，既能左右逢源又能对市场做出反应的卖家简直是可恶的亚洲犹太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这种到现在才买房的人完全是风险规避者，而温州人、浙江人、狡猾失信的人都是风险爱好者。虽然他们不懂经济学，但是他们变富了也无妨。虽然我懂经济学，但是我很难致富，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至于如何实践好这些经济理论，不是经济学家的专长。

经过千万次的迷雾和搜索，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房奴。在我买房子之前，我仍然享受着自由的生活。我不欠任何人任何债务或恩惠。大师是谁？我是主人；买房后，我开始背负长期债务，成为真正的房奴。虽然我成了房奴，手里有了更多的证件，但心理上失去了自由。这一点，我的心理很清楚，这份房产证只是杨白劳手中的买卖契约，而是在沪居住和生活的合法权利。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