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东兮来源：《看天下》2010年第6期

“在连续三年每年有三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个含着泪顽强生活的中国人。”这是十年前才完成的日本电视纪录片《含泪而活》开头的一句话。讲述了中国父亲丁尚彪为了梦想，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异国他乡独自奋斗了15年的故事。

北海道“大逃亡”

半夜12点，漆黑的天空下着冰冷的毛毛雨空。在日本北海道最东端的阿汉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幕的掩护下匆匆穿过。

早上的“逃跑”最后被学校发现，强行带回。这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特别警惕。

凌晨三点，他们穿过城镇和机场。由于不断躲避夜行的汽车，蒿草丛中的露珠和雨水很快浸湿了毛衣，冰冷的衬衫在身上皱巴巴的。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棍，这是一种随时准备与跳跃的野生熊和狼战斗的武器。步行几个小时的行军使两只小腿又酸又肿。

渐渐地，周围的黑暗变成了无边的白雾。前方是钏路城，逃犯们精疲力竭，在钏路站后面的一个空棚子里悄悄换上干衣服。一分钟后开往札幌的电车就要开了，他们跑进车站，几乎在关门的瞬间就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的启动，他们的“逃跑”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这群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阿汉镇的夜游，后来成为北海道的“大逃亡”，震惊了整个日本。

丁尚彪是“逃犯”之一，现年35岁。半年前，在上海，小伙子花了5毛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张关于费妮亚学院-阿汉镇分校的资料，借了42万日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把老婆女儿留在上海，只身来到日本。

因为早年“去中心化”，错过了学习的机会，所以想在日本重新确立自己的起点。

假设他在阿汉镇读完语言学校，考上日本大学，然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将来会被带到日本一起生活。

当时中国人只在日本电影《狩猎》中看到过北海道，知道那是一个荒凉寒冷的地方。到了阿汉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一角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政府同意招收这些学生的原因是为了解决这个地区的人口过剩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打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还债，但是学校周围没有便利店。在哪里工作，怎么还债？

NHK电视台连续报道全国“大逃杀”。在接受采访后，记者米袁尚说:“在日本这个被称为最先进的国家，仍然有一个地方，即使是公认的生存能力最强的中国人也不愿意留下来。”第一批56名学生在费尼克斯学院——阿罕镇分校，半年后只剩下7名学生。

一个三口之家住得很远

做完一天的工作，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最后一班电车停运后，丁尚彪沿着轨道走回家。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亡东京八年。他的签证很快到期，成为日本的非法居民。

为了不吵醒房东，他总是踮着脚上楼。这几年他在东京打工还债，逐渐改变了目标——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到国外一流大学深造，把没有实现的求学梦想寄托在女儿身上。

“前几年来日本，我辛辛苦苦还钱，没钱。我已经习惯了。钱在我口袋里，我不知道怎么用。”丁尚彪说。

这是30年前在东京丰田章男建造的木质建筑。丁尚彪做饭，洗澡，上厕所，睡楼上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洗浴设施是丁尚彪专门做的:一个浴缸大小的塑料袋，“花洒”是用来洗碗的热水喷头。洗澡时，必须站在塑料袋里，以免水流到地上。洗完澡，拿起塑料袋，把水槽里的水倒掉。

“当我跑过来的时候，我的妻子，他们想不通，总认为我这里有别的女人。其实我只是想为女儿争取。”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的时候，女儿还只是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现在(1997年)，她正在毕业班做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文革期间，1970年，丁尚彪被送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省五河县。贫瘠的土地承受不了半粒小麦，土地龟裂，生活在通风的泥屋里。食物短缺迫使老丁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也就是说，在他忍受饥饿和绝望的日子里，老丁遇到了他的妻子陈新星。

陈新星和老丁一样，也从上海分散到五河县。在没有灯光，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的环境下，两人许下了“同甘共苦，共同努力鼓励，共同生活”的誓言。

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他们回到了上海。之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怀着美好的未来，他们给她取名为“姚”。

“我妈妈很开心。她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丁觉笑着说道。1997年夏天，她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老丁在上海的家在一栋70年前建造的老房子的二楼。一楼的公共厨房又黑又窄。陈新星每天下班后做饭，然后和女儿一起上楼吃饭。晚饭后，我女儿在角落的桌子上做作业，而陈新星在看报纸。他们共用一张床。为了节省留学费用，母女俩过着简朴的生活。

我女儿昨晚在上海把大部分行李都打包了。

“一家三口。”陈新星低声说，“我过去常常烧香。听说三根香的长度应该是一样的。我烧了三根长短不一的香，去了三个地方。”她用手做了个手势。

很长一段时间，她和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互相关心，无言以对。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说:“你以后要一个人去，我们都老了。”她笑了两声，房间里只有头顶的风扇在吹。

八年前，在虹桥机场，陈宇星告别了丈夫，至今未能重逢；此刻，我在这里再次告别我的女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两个人的东京

丁觉的飞机首先在东京过境，然后飞往纽约。她有24小时的停留时间。八年后，和她小学分开的父亲终于能够在东京再次见到她。

两个人站在黄昏时分，火车停下来之前，丁伟兴奋地喊道:“我看见我爸爸了！”丁尚彪也马上迎了上来，从女儿手里接过行李箱，没有拥抱，就像往常一样回家。

在火车上，父亲调侃女儿“该减肥了”“割双眼皮了。”丁伟带着迷人的微笑回答:“不要告诉别人。”

晚饭后，经过长时间的沉默，老丁说:“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在机场的窗户里哭，而我在哭，记得吗？”

“记得一点。”

“你这么小的时候，就捂着脸哭。”然后是一阵沉默。

第二天，开往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老丁只能把女儿送到机场的最后一站。由于非法拘留，他不能进入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的机场。

火车在站台上停了半分钟，丁蕉捂着脸，父女之间隔着一扇窗，就像丁尚彪离开上海时一样。

“我看到我爸的时候，以为八年了会有点生疏，但我爸反正还是我爸。和他在一起，我只想开心，不然我难过，他会比我更难过。”丁觉说。

18岁时，丁瑶独自来到纽约学习，他的父亲留在东京努力工作。在上海，单身的陈新星也在努力工作。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服装厂，陈新星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20年。“他们都说要买些好衣服穿，好好享受。总觉得衣服够穿。”

为了看望女儿，她一直在申请去美国的签证。从丁瑶出国的那一年起，他连续申请了5年11次。不幸的是，星条旗不理解他母亲的心。

2002年春天，陈新星的第12份申请被批准。在她的心里，也有一个期待已久的愿望。在去纽约的路上，她可以在东京呆上72个小时，这是她见到丈夫的唯一机会。

“反正感觉很长。这13年太长了。我每天都很期待。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重聚。”

在她离开的前一天，她去了附近的一家裁缝店，用她侄子给的材料做了一件衣服，并烫了头发。与此同时，在东京，老丁正忙着为妻子的到来做准备。

老丁拿出一个红色的大枕套:“这是我们的结婚枕套。25年前她自己缝的。我带了一个，她留了一个。”他愚蠢地笑了。老丁的门牙稀疏，而且长满了假牙。这几年他只剩八颗牙了。

它也站在一天的黄昏中，但是在火车停下来之前，陈新星认出了她的丈夫，他已经13年没有见过她了，也没有拥抱她。丁尚彪接过妻子的行李箱，等着公交车的空档，他从后面默默的看了那个女人很久。

这几年，老丁年纪越来越大，日本经济不景气，只能扫地洗碗，一周七天，一年到头。看着丈夫在厨房做饭的背影，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看着她亲手缝制的枕套，陈新星幸福的笑容里充满了怜悯。

第二天，他们见面一起旅行。老丁和妻子合影，带她去品尝东京小吃，赏樱，看夜景，一起烧香祈祷。

这是两个人的东京。72小时，3天中转时间，最后，只有，沉默。

五年前的夏天，在去成田机场的火车上，老丁和她的女儿分开了；此时此刻，再次与你的妻子分离。

似乎一切都在重演。直到火车离开站台，陈新星才频频回头，窗外的风景很快就过去了。这个陌生的国家，这个她老公奋斗了13年的国家。

2004年6月，丁尚彪决定回家。

在回家之前，老丁决定再去一次阿汉镇。十五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他的日本之行就从那里开始了。北海道“大逃亡”15年后，小镇人口仍在减少，政府决定将阿汉镇并入钏路市。

看着废弃的教学楼和堆放在角落里的课本，老丁不禁感到难过。

“虽然当时债务很重，但是15年后，就是拜这个地方所赐。十五年前我来这里的时候，以为人生可能会很难过，但现在看来，人生是永远不能放弃的。”

现在，老丁的女儿已经在美国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带父母去底特律同居。20年了，曾经相隔很远的三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