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孟苏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期

2009年，马克·博伊尔一分钱都没花。他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从他给我们记者的邮件中，可以总结为:住在大篷车里，自己种菜，走路、坐车或骑车旅行，只用三种电器——电灯、手机、笔记本电脑，它们的能量来自太阳能电池板。“你不仅不用现金，而且不需要信用卡和借记卡等其他形式的货币。”博伊尔通过一个废物利用组织得到了一个女人捐赠的大篷车，然后与布里斯托尔郊区一个有机农场的主人交谈，每周为他志愿服务三天，这样他就可以在农场建立一个“家”。按照他以前的工资标准，他能租得起带阁楼的顶楼。日常生活费用解决如下:“煤气罐改成采暖炉，炊事炉是用两个金属橄榄油桶改装的‘火箭炉’。都是烧柴的，农场的树也茂密，自然落下的树枝也足够了。洗澡，夏天在河里，凉了就用太阳能淋浴。肥皂是自制的肥皂和草，牙膏是墨鱼骨和茴香籽的混合物。上厕所是个问题。我建了一个堆肥厕所。”堆肥厕所，也叫无水厕所，类似于中国农村的干式厕所。它们不需要用水冲洗，利用微生物降解污垢形成有机肥。它们干净无异味，也适合建在城市住宅中。卫生纸是当地报纸，博伊尔也用了一份有自己新闻的报纸。他说:“食物来自四个来源，包括野生的浆果、蘑菇和坚果，以及当地商店和餐馆丢弃的未变质的食物，我用劳动换来的。实验最后一天的早餐是粥，是我给别人打工赚来的。午餐是面包和黄油，被商店扔掉——这些食物从来没有让我恶心过，现在的人对食品安全过于过敏，免疫系统变得脆弱。晚饭是自己种的菜。”他是“自由经济社区”的创始人。2009年，他组织了一次社区聚会，邀请BBC美食节目主持人为250位嘉宾做了三道菜。所有的食材都是免费的，有的是当地的野味，有的是餐馆商店不要的食物，啤酒是用当地的植物酿造的。整个项目只花了360英镑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手机，我只接，从不拨出去。”“不花钱需要时间。洗衣服，先用火箭烤箱煮坚果2小时做洗衣液，然后用手在冷水池里搓，洗衣机只用半小时。处理厕所里的堆肥比按厕所水阀麻烦多了。还有人认为我把“生活”变成了“生存”，浪费了很多时间。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为自己做面包，但是别人的时间做什么呢？只是坐在所谓的客厅里看电视真人秀。”30岁的博伊尔夸口说自己不是嬉皮士，也不是愤青。在实施“没钱”计划之前，他是一家有机食品公司的高管，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只是不爱钱。生于商学院的他对“明天借钱，今天花”等消费主义很警惕。他可以算是反物质。按照消费文化观察家兼作家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分类，现代反唯物主义者分为三类:绿色、红色和蓝色。绿色出于环保等显而易见的原因不愿消费；从激进的政治立场来看，红学认为消费扩大了贫富差距，消除贫富差距就像反恐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蓝派往往会感受到过度消费带来的犯罪感，出于自我修养和内心平衡而减少消费。比如当时的物质女孩麦当娜，她说从2006年开始，圣诞节就不再给孩子准备礼物了。"没有礼物，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假期。"。博伊尔显然属于绿色派。“七年前，在爱尔兰商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无意中看到了一张圣雄甘地的DVD。甘地说过‘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先改变你的身体’，这句话触动了我很多，但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毕业后，波义耳来到英国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尔，做了两家有机食品公司。到了2007年，他发现仅仅倡导“道德经济”还远远不够，有机食品行业也存在传统行业的缺陷，如过度包装、食品里程长、巨头吞并自主小品牌等。“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血汗工厂、环境掠夺性开发、工厂化农场、动物实验等问题，就像西医治病一样，治标不治本。根源之一在于，消费者和消费行为是相互隔离的。消费者根本不了解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和意义，所以没有考虑消费行为对地球造成的损害。如果自己种菜，自己做家具，自己过滤饮用水，就不会轻易浪费。金钱拉开了消费者和消费品之间的距离。”2008年11月底的一个早上，波义耳听到一则关于金融高管谋取私利引发次贷危机的新闻，做出决定:一年一分钱不花。2009年过去后，他决定继续这样生活，不花钱好好生活。他发现自己前世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多余的。“今天西方世界的看法很奇怪。如果你没有等离子电视或者iPhone，那么你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人们会孤立你。”波义耳不是试图通过“没钱”计划来证明金钱的邪恶，也不是呼吁大家放弃消费，而是实践自己的自由经济理想，证明自己对人性的信心。“在一个没有钱的系统中，人们相互信任和关心。除了钱，人的信任和友善也能带来安全感。这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被现实挫败了。2008年1月，他计划从布里斯托尔步行到12000公里外的博尔·班德，甘地的出生地。他一分钱都没拿，和当地居民交换技能免费住宿。我顺利地走过了英吉利海峡，到达加来时，我撞上了一堵墙。在法国，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怀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是一个流氓背包客，拒绝与他交换。饥寒交迫的博伊尔不得不坐车回英国，但他还是得到了“钱”。坐在车站的长椅上，他决定修正自己的做法:回到布里斯托尔，从当地社区做起。”“自由经济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易货经济的实践。博伊尔在2009年没有花钱，许多生活需要通过易货来解决。社区成员在网上列出他们的技能，并相互分享和交流。比如理发师给机械师理发，机械师给理发师修自行车，可以拿东西换商品。所有的行动都不涉及金钱。社区管理非常成功，有来自119个国家的15 000名成员，贡献了大约300 000项技能。2009年，博伊尔在布里斯托尔买下60英亩土地，建造一个“自由经济村”，并招募了15？20个村民。村民参加工作没有工资，但可以得到免费住宿。有将近100名申请者。波义耳并不是第一个建立物物交换社区的人，德国女人施韦尔·施韦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了一家物物交换店。相信物物交换经济可以洗刷金钱给世界带来的罪恶的人是第一个带头的。施维尔莫14年没花钱了，除了买火车票。施维尔莫是一名中学教师，1987年搬到多特蒙德。多特蒙德位于老工矿区鲁尔，失业和无家可归人口居德国首位。她认为有些人因为经济原因被社会抛弃，无家可归。似乎金钱成了他们回归主流社会的障碍。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钱。关键在于“你得让自己有用。任何人，无论贫穷还是失业，在世界上都有一席之地。".为了帮助他们，施维尔开了一家交换店。她有心理治疗师证书，开店需要的玻璃是治疗玻璃店老板买的。这家商店今天还在营业。在交换的过程中，Schwier意识到生活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1996年，她开始了一个极端的计划:一年不要钱。她放弃了自己的公寓，通过为别人做家务来换取食宿。在生活中对“物”的要求被最小化后，她“只需要为我喜欢的东西而工作，却对幸福有着深刻的理解”。于是不花钱的期限被无限期延长。现在，67岁的她在德国四处流浪。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黑色的行李箱，没有照片。”我不需要照片。".还有200欧元应急储蓄，只够买火车票的现金。她没有退休金，有钱就出去了，包括两本书的版税。无论去哪里，她都住在当地交易所提供的空房间里，为交易所做清洁。她已经多年没有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过圣诞节了。她甚至改变了自己的葬礼。她与一位开明的牧师交谈，并向死者的幸存者提供心理咨询，以换取他们的丧葬费。在德国，只有铁路公司的经理有很强的免疫力，能抵制她的交易所游说，所以她得有钱买票。施维尔莫说:“21世纪，跨国公司和媒体倡导消费第一。不消费就会被社会抛弃。所以人们害怕“失去”，尽最大努力买东西来填满家里和里面的空房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囤积大量的物质不但没有带来满足感，反而让人孤立无援，不再与人交流。我过着正常的生活，除了没钱。西伯利亚和非洲有些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互相帮助。“以前他开了一家兑换店，现在他过着不花钱的生活。Schwier始终奉行“先给后得”的原则。日常生活中，她衣着整洁，有亲和力，被交流方喜爱。但14年来，有人批评她挑动社会制度，变相乞讨。她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因为她不想被指责向社会乞讨。”我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付出与回报的问题，更是一个另一种生活方式能否实现的问题。当我们放弃周围的财产时，这是一个深深恐惧的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生活制度只是资本主义，那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