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她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我张不开嘴叫她日本朋友。

她是我认识和交往的第一个外国人。那时候我在加拿大读书，圣诞节前的晚上一个人在公交车站徘徊，不知道今晚睡哪里。第一次真正说英语解决民生问题，拿着话筒求助:我叫…我是中国人…我需要帮助…(我叫…我来自中国…我需要帮助)

看到来接我的车上熟悉的东方面孔，我喜出望外。我兴奋地用中文向她表达了找到自己人的喜悦，她却笑着摇摇头。她用英语说她是日本人，是来接我的留学生联络人的租客。我的到来让她欣喜若狂。那天晚上，她坚持要给我她的房间，带着睡袋睡在客厅。她的房东多次问她:“你安全吗？”她微笑着点点头。

我站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享受着异国情调的夜晚。一盏路灯照在静静的雪夜里，铺着彩灯的房子各有特色，真的很温暖。一想到在加拿大的第一天遇到好人，我就充满了感激。

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原来她也在维多利亚大学读书，是留学生。她穿着不合脚的笨重靴子，带我去熟悉环境。我也没觉得不好意思问:在我看来，是很丑很重的靴子，是新潮流吗？她的卡其布大衣太土了。后来听她说，我才知道这些靴子是她在yardsale买的(美国人喜欢把没用过的东西摆在自家院子前，低价卖)。她从小吃苦惯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房东邀请她去听音乐会。她认为她的靴子不适合那个场合。看到我的靴子很新，她问我是否可以借给她。我连忙点头。

她很好客，总是请朋友吃饭，但每次做饭都吃不饱；我们面面相觑，吃不饱饭，也不好意思说话。这时候她羞愧地道歉，解释说小时候父母只在她大碗米饭上面放了一点点，她也习惯了，所以做的菜往往不够。虽然看过《野麦岭》，对日本人的勤劳和勤奋有印象，但真的是第一次这么感性的了解。

B

走在街上，慢慢拼凑英语自我介绍，说不认识人，就坐飞机来了。她夸张的做了个晕倒的手势，夸我厉害。我觉得她很搞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动作、表情、语调如此夸张的人。当我说什么的时候，她会大声笑。一开始我会因为她笑而不解的看着她。她吃饭的时候总是斜眼，摇头，摇头。她非常满意，喜欢美味的食物。她不断赞叹:“好喝！”看她吃饭就像欣赏一场表演。

她对我像老朋友一样深情，仿佛是我从小就认识的好朋友，没有任何隔阂。然后，通过我，她认识了其他的中国学生，她对他们那么热情。每个人在她眼里似乎都是完美的，从来不听她批评别人，如果有人做错了，她会为他找理由。

原来她是基督徒。看着她的镜子，我羞于看到自己的缺点:人们经常看到别人的缺点，并不屑于因为别人的缺点而与他们交往。

当然，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房子住。她和她的房东热情地帮我看广告，到处打电话。结果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一个月300加元，全部吃住，而且离学校很近，走路就能到。我很兴奋，但她很体贴。我问她一个月交多少房租，她柔声不好意思地说:“500加元。”

楼主小姐看着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们这里条件比较好，离学校也近……”我很为这两位刚认识的热心朋友惋惜:也许她可以要这300加元一个月；更糟糕的是，我无意中“疏远”了房东和房客。而她就是这样一个难找的租客:每周打扫房东，吸尘，擦镜子，打扫卫生间。

C

后来她搬到一个基督教朋友家，房租350加元，成了志愿保姆。

她总是那么乐于助人。仔细算起来不划算，但是她好像一点都不介意，总是和房东的两个孩子玩游戏。

她经常来找我玩，提到经济有点紧张。我的女房东问她是否愿意打扫房子，她感激地同意了。看她的作品，我明白什么是专业。她做了一丝不苟的简单打扫房子的工作:跪在地上打扫地板；撅着屁股和裤子刷浴缸。

我的女房东自然对她的工作很满意，让她照顾六七岁的女儿。别人看孩子，都是在家里看电视玩玩具；就她而言，她戴上头盔和旱冰鞋，和精力充沛的孩子一起玩旱冰。我看见她气喘吁吁地跑着，汗流浃背地拼命追赶孩子们。

有一次她背着一个大书包来到我家。我看她有点累，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摇摇头，说只是有点累，刚在学校献血。我赶紧叫她躺下休息，给她做点吃的。她笑我大惊小怪，说她经常去献血，今天正好有点累。

我更惊讶了。我问她捐了多少次血。她笑着伸出手指说:25次，但她才23岁。我捐过一次血，还在上大学。我没有献血，也没有离开学校。相比之下，我好惭愧。

后来她恋爱了，结婚了，和一个基督徒生了孩子，但是收入不高。她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钱回日本。去美国留学，我给她打电话，她让我挂电话。她想给我回电话；她用手写给我写信。她说她不想用电脑，因为虽然打字看起来很漂亮，但她丢失了朋友手写传递的信息。

作为一个纯粹的朋友，她是最好的。但她是日本人，我总觉得不想和她走得太近。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回家后从不带JAL，尽管JAL很便宜；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日本朋友坚持带我们去海边玩。我在心里感谢他，却又舍不得。在和日本人打交道时，他们往往很矛盾，无法敞开心扉接受他们的友谊，也不想把过去的债务压在新一代的头上，所以我故意远离日本人，以挽救困境。

基于这种心情，离开维多利亚后，我疏远了她，很少给她打电话或写信。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我买了一本，想寄给她，告诉她我作为中国人的痛苦和我的心，但面对她的友谊，我沉默了。犹豫了很久，还是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