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画为媒介，建立友谊的杨，籍贯四川省渠县，现年21岁的陈独秀。他年轻的时候，靠在渠县的街道上卖文字、刻印章为生。后来被四川军阀杨森、李佳瑜偶然发现，资助他去北大读书，然后留学。杨在北大读书时，喜欢看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胡适、高等都有交往。五四运动前夕，杨经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师从陈独秀。陈独秀非常欣赏这个四川娃娃，他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和杨再次留学。杨留学归来后，从军成为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共产党总书记，一个是国民党军官。虽然他们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彼此在心中都有着一定的地位。1月28日淞沪会战期间，杨鹏晋升国民革命军第88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他的爱国主义赢得了陈独秀的赞同。再加上相似的爱好，他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杨擅长书法、国画、金石学和造园。同时，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都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就是他们的“门”。陈独秀欣赏其精湛的艺术，杨曾在为陈独秀精心镌刻了“独秀山人”四字章句。陈独秀在给朋友写信或写信时，经常盖“读秀山人”的章。这一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宝。他曾赞赏地对杨说:“你刻的四字章句，刻尽了我故乡的独秀山秀气正气和我对故乡的憧憬。”杨彭胜的妻子鲍和平是满族，原是杨家之主。杨因妻子不孕，后来做了妾。杨夫人身材高挑，微胖，但文静贤惠，国画又好，是个美少女。陈独秀经常写条幅请她画，或者鲍和平画请陈独秀写题词。在他们的交往中，他们不谈政治，只谈书画和友情。八七会议后，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他情绪低落，不得不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所以他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研究中国文艺上，陈独秀和杨在书画等文艺的“结合”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武汉失陷，杨调任成都任仁传康绥靖公署总参谋，陈独秀也于这年秋天在四川江津鹤山坪退休。两个人交流比较频繁，互相交流，要字画、印章、拓片等。与此同时，杨帮助了经济困难的陈独秀。他的钱从300元到几千元不等，他的商品包括银耳等滋补品。1939年，陈独秀病了，准备去重庆看病。他于12月30日写信给杨；“打算当天去重庆就医，或者在重庆待三周，发一篇《告诉少年们》。”1940年2月，陈独秀又给杨写信告诉，说他6日从江津起床，住在宽仁医院。后请张将一张300元的汇票从重庆转给陈独秀，以便陈独秀可以作为住院费用。收到300元后，陈独秀于2月26日致信杨，称:“颜星哥(张)从重庆调到十六中书法，一纸300元稿子，很吓人！这次我哥在重庆呆了两个星期，费用有限，又不富裕，给我金额，一月份花他工资，真恶……”陈独秀和杨、对彼此的理解和关怀实在令人钦佩。当时，杨一家有二十多口人，只有他一个人养活他们。他每个月的开销至少500元，经济不宽裕。感谢负责财务管理的妻子包和平，感谢她通情达理，心中崇拜陈独秀，慷慨解囊，帮助隐居江津、处境极其艰难的陈独秀。有时，杨从陈独秀的信中知道他的经济困难。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杨都会想方设法随时给他送钱。1940年后，大量难民在江津避难。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江津市的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飙升。鹤山坪的米涨到每升30多元，县城的米更是高出一两倍，让陈独秀这种又穷又病的生活更加艰难。1941年11月22日，在给杨的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可达600元，是前一年的两倍”，他只能靠典当度日。杨收到信后，与妻子商量，以2000多元寄给陈独秀。杨知道陈独秀的“无功不受鲁影响”，有时以索要笔记、书信、碑刻、篆刻等为由，要求他为父亲写墓志铭。，或者他分批给他寄钱支持陈独秀，甚至陈独秀用的信头和信封都是由杨提供的。陈独秀也心知肚明，有时还会写条幅，或者把自己的《中国古代史表》、《韵表》、《告少年》等作品赠诗互致谢意。他给杨写了几次信，问谁是那个要求转寄2200元的“先生”？杨一直回避回答问题，被迫提问。他别无选择，只能以“公瑾”来回答“先生”，但“公瑾”究竟是谁，在陈独秀心中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这样，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情况下，陈独秀和杨最终会互相忘记。陈独秀虽然曾经当过老师，年纪也大了些，但每封信开头都称杨为“汉子”、“先生”，称杨夫人为“嫂子”，并署名“读秀哥”、“手启”、“叩”等字母。信中两人要么学术讨论，要么倾吐心声。其中一封给杨的回信说:“在我哥哥进金陵监狱之前，蔡先生曾使我受宠若惊。今天我先死了，哥哥心情的无数伤疤又添了一道伤疤。”陈独秀伤心的是，每次入狱，蔡元培都发来解救消息，现在却先走了。还有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陈独秀的继承人母亲两个月前去世，他的悲伤在给杨的信中透露:“他哥哥去世后，心情不好，血压高，耳朵日夜轰鸣，半聋了50天。如果长期如此，百事就废了！”1940年，陈独秀病情越来越严重，几乎每个月都给杨写信，经常说“两耳狂吼”、“血压又升高”、“头晕”之类的话。一九四二年四月，收到了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对多年来对杨的财政支持表示了“内心极度不安，却又不敬且有愧”的衷心感谢。陈独秀病逝后，杨很伤心。他在信封背面写道:“这是陈独秀先生的最后一封信。陈先生5月27日在江津去世，我也是4月5日写的。哲学家的萎顿，哀悼什么极点”。失去挚友的悲痛表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