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创作特点

　　文学作品至今没有严格的评判标准，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作者的潜力?这就看大公无私的评论家和读者的慧眼视才了。在评奖时，同是一篇作品，有的评委说好，有的评委说差。当产生辩驳时，有人把优点说成缺点，有人把缺点说成优点，似乎没有裁判。我想其中因素之一就是每人的口味不同，他们的观点就不一致。就像一座建筑物，有人说不错，也能说出一、二、三的优点，有人说不怎么样，也能说出几条不足之处。不管哪一种作品都有读者群。不料，诺奖从天而降，莫言腾空而出，像稀世珍宝，降落在中国大地上，万人注目，正在使中国文学处于尴尬之时，突然来点兴奋的气氛。在之前文学界对莫言作品的评价仍是优劣不同，这也正常，谁都知道自古文人相轻嘛。可现在对他的评说似乎在推翻以前对他作品的不足认识，这也正常，锦上添花嘛。不管评说如何，人们的重点转移到认真剖析他作品的特点及获奖的因素，似乎从他身上要寻找文学作品的标尺和榜样。

　　莫言是1955出生，2011年才获茅盾文学奖，写到了60岁才获此荣。其实他80年代就出名了，在之前每次评奖落空，恐怕他也伤心过，只是永不放弃，默默无闻地写自己的作品，不管他人是肯定或否定，获不获奖，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桂冠已经落在他头上了。他的创作可以说在文学路上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来，没有走捷径。

　　我们针对他的作品，可以想一想他的优势在哪里?你能有他的想象力?你能有他的语言轰炸?你能有他的持续激情和敢于触及敏感题材?想一想吧，他每一个长篇，在题材上都抓住了中国最为重大的、最为敏感的东西——也就是不管好的坏的而具有中国符号意义的东西。

　　例如《酒国》是对中国人稀奇食癖的大展览大批判——吃红烧婴儿，吃活驴，等等，其实他哪里是在写饮食，他是在写政治。

　　例如，描写端上那个红烧婴儿之时，莫言大肆地描写了这个红烧婴儿的尸化神态——而在座的党委书记对丁钩儿的怀疑却解释道：“老丁同志，您太固执了。我们都是高举着拳头在党旗前宣过誓的人，为人民谋幸福是您的任务也是我的任务，不要以为天下只有你是好人。吃过我们酒国婴儿宴的人，有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也有世界五大洲的尊贵朋友，还有国内外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社会名流。”

　　莫言继续写道：”……你们是领导干部，杀百姓的儿子喂自己的肚子，天理难容!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盐、酱、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姜、料酒里啼哭。在你们胃肠里啼哭。在厕所里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里啼哭，在化粪池里啼哭。在鱼腹里啼哭，在庄稼地里啼哭。在鲸鱼、鲨鱼、鳗鱼、鱿鱼、带鱼等等的肚腹里，在小麦的芒尖上、玉米的颗粒里、大豆的嫩荚里、蕃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茎杆里、谷子的花粉里等等啼哭。”

　　“……哭啊哭，令人不忍卒听的啼哭声，从苹果里、鸭梨里、葡萄里、桃里杏里核桃里发出。水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蔬菜店里是婴孩的哭声。屠宰场里是婴孩的哭声。酒国的盛宴上回响着一个个被害男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啼哭声。我(丁钩儿)不对你们开枪对谁开枪?”

　　小说《檀香刑》描写中国专制社会的精心杀戮达到了何等地步，看后才知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可以让统治阶级任意宰割的。剥皮的檀香刑，让杀戮如此精制。所谓文明古国，不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宰场吗?我在台湾买过一本书叫《不得好死》，曾经讲中国封建社会使用过的各种酷刑。小说《蛙》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这个问题让世界多有诟病——这都是外国人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中国的国家级问题。[通过这些作品向全世界揭示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时代的丑陋和可怕!]

　　当然别的作家也有写这类题材的，但写得没有莫言大气，只有火气，急于揭露，直奔主题，向西方献媚的意念太明显，没有莫言特有的那点机智和狡黠。可以说，莫言在处理如此敏感的题材的时候，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你是抓不住他的狐狸尾巴的。且不讲他的才华，他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聪明绝顶，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

　　最好的作家有最好的表达方式。有些中国作家看到了外国人还是识中国文学的好货的。一些曾经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写的东西就是小气，不通畅，不挺拔，不高朗，精心设计，小心求证，又是革命，又是全景，又是宏大叙事。回头一看，宏大的是野心，浪费的是文字，一堆垃圾，说不出个道理，跳不出自己狭隘的心胸，充满了算计，在向读者和市场献媚的同时，还要向当局或者有关上司抛媚眼，力求一箭双雕甚至是三雕四雕。这种精心算计下的作品，找到了某种平衡的诀窍，并且果然正中某些官员的下怀，皆大欢喜，充满了成功的假象，会让他内心充满了欢呼。在持续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自己卑劣的写作内心膨胀成所谓灵魂的高度，神圣的坚守。这样的写作有时候会气势汹汹，但实际是八面玲珑，最大的野心是，把世界都揣到自己怀里来，一切如我所愿。

　　一部作品且不说多么优秀，但起码要反映出个什么问题，受到什么启发和警示，使读者从中受益，避免浪费读者的精力和时间。否则，制造文字垃圾，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