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的读书笔记

　　《战天京》一书，作者通过对晚清历史人物的书信展现晚清历史人物真实的面目，而历史往往是多面的、模糊的。 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记载更多的是呈现碎片化，另一方面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再加上年代的久远，导致人们对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判断更容易出现偏差，而造成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误解，因此面对历史，我们更应当持一种审慎和虔诚的态度。 根据客观的事实出发，去看待历史。而历史人物的信件或者奏折就是我们一窥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真实面目的可信方式，这也提供了一个还原历史人物或者事件以真相的机会。

　　这或许是历史特意安排给他们的一个机会，当然历史有时也会有所偏颇，而不是全然公平，因为这一可靠途径，更多的`是给文人，因为他们有能力为自己辩白，也有证据为自己辩白。

　　而对那些文笔稍差的武人来说，很是吃亏。有幸的是，历史不会总是那么无情，在冥冥之中安排有人给他们翻案，就如本书的目的即意在如此。 关于阴谋 很多人一提到“阴谋”这个词，第一反应是不寒而栗或者是恐惧，这所以产生这种反应是因为阴谋的结果往往让人难以接受。 而阴谋之所以为阴谋，无非故意隐藏或者颠倒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有选择的暴露一些孤立现象，误导当事者的判断而已。

　　在晚清的历史上慈禧垂帘听政用的就是这一招。慈禧虽然想干预政事，但是由于清朝祖制规定后妃、宫监不得闻于国事的原因，采取的是明明是自上而下的“授意”和“讽示”，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劝谏”和“舆情”，有下面的大臣来提出垂帘听政的奏折。 这种颠倒因果，割裂逻辑，就是“垂帘听政”事件之所以为阴谋的本质原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当日事实，我们就能把握事件的逻辑链和因果律，不着一字，尽得阴谋。 而在慈禧成功发动政变，掌握了权力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利益的原因，并没有人指出这次政变的不合法性，把皇帝的遗命放在了一边。由此可见，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做事的果断性

　　咸丰皇帝临终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作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面对慈禧为首的“后党”的进攻，没能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属于自己合法权力的事情，最终被慈禧扣押，进而丧失权利。 虽然不知道他们当政的效果如何，但是人们的感觉是他们在作乱，虽然他们是皇帝亲自任命的。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

　　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果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走吗？ 虽然现在人们都在提倡以史为鉴，但是正真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的人，又有几人呢？作为饱读诗书的肃顺应该不会不知道，刘章和徐敬业，同时他也有所察觉，只是如前面所说，被“肃党”所误，当然当时的具体情形，已经无从考察了，但是作为“肃党”之首的肃顺在做事的决断性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也有可能是其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导致的。 关于“迂琐”

　　特别是对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内的工作极其不满，对郭嵩焘的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毫无讳言地指出，当然郭嵩焘身上的毛病，应该不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很多读书之人都会犯的毛病。 而这种毛病就是“迂琐”，遇到事情一味忍让，而不是据理力争。特别是在上下级和同事之间的合作时，就如作者所说共事之人，其首要目的就是将事情办成，倘有人从中坏事，自当通过规谏、力争乃至上告等办法解决争端，一味隐忍，坐观其败，实际就成了纵容包庇的从犯。 局面一旦破裂以至于不可收拾，中枢不会也不可能调查到以前的真相，而只会按照涉事人员的级别逐个追查责任。这时候再来撇清，想独善其身，“已无及矣”。

　　郭嵩焘读圣贤书多年，没有读懂“和而不同”四个字，只晓得“相忍为和”，讲客气话，搞假团结，宜其被左宗棠骂为“咎由自取”。当如孔子所言：“盍各言志”其表现形式就是“据实直陈”。

　　不但对于同官”直陈“，还要对上司、中枢（指朝廷）“直陈”。出于公心，言其欲言，行其当行，至于是对是错，都交给君上乃至时间来判断。郭嵩焘则不然，对于毛鸿宾、瑞麟都是“心知其非”，却以“濡忍出之”，若无预其事者；指导事情黄了，上头要追查责任了，才想起己有责焉，赶紧辩白。

　　可是，错已铸成，再说什么都晚了，且有规避之嫌。这就是“迂”的害处，一不小心，好人就成了迂人了。迂谨自守之人，干不了大事，眼光所到，思虑所及，都在细微末节上下功夫，自然流于“琐”。因此这种“迂琐”的毛病，我们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