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愚来源：原创稿

刘瑞英:“改变三个孩子的生活是值得的！”

刘瑞英，女，1962年出生，福建省南平市人，南平市石闻路环卫队队长。

2010年3月23日上午7点20分，刘瑞英正在清理南平实验小学对面的路边。突然，她看到一个身高约1.7米，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抓着一个小女孩的书包。“我以为是爸爸在门口教孩子。没想到他从后面掏出一把长刀！”然后出现了可怕的一幕:男子手持长刀，直接在女孩的脖子上擦了擦，女孩当场摔倒。该男子然后抓住身边的一名学生，疯狂地刺伤了他。看到这残酷的—幕，刘瑞英的脑袋“嗡”的一声爆炸了，吓得一时不敢动弹。

“我看到还有学生从斜坡上来，想叫他们快跑。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们却喊不出来！”

刘瑞英忘记了她的恐惧。她用笤帚当武器，冲上前去，把笤帚转过来，用棍子指着屠夫般的凶手。

她身后是三个刚来学校的孩子。刘瑞英面对凶手，同时保护孩子并撤退。这是“老鹰抓小鸡”的现实版。这时，刘瑞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他身后的三个孩子。

凶手手里一直挥舞着刀，几次想冲上去，都被刘瑞英用大扫帚挡住了。那一刻，这个看似薄弱的屏障，才是世界上真正的铁壁。事实证明，是刘瑞英的举动阻止了疯狂杀人的郑民生，为学生赢得了宝贵的逃生时间。

由于过于紧张和用力过猛，刘瑞英的脸上被扫帚的竹刺划了十几道血痕。她说当时很害怕，怕凶手拿刀来。“腿在抖，上下牙在打架。”刘瑞英说他当时甚至想到了死亡。“他手里有一把刀。如果他真的冲过来，我一定会死。”“他离我两米多远，手里拿着一把刀。我别无选择，只能捅我一刀。反正我不会放过。”

值此千年之际，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48岁女子突然很淡定地想:“我都快50岁了，还值三个孩子的命。”

僵持了几分钟后，几名晨练者聚集在一起，合力制服了凶手郑民生。这时，陆睿着急了。"我用扫帚拼命打他的头。"

看着孩子们被送走，刘瑞英再次拿起扫帚，在回家前打扫了剩下的路。“我是队长，当然要以身作则。”

耿兰芝:“别叫我小孩子，叫我女孩子！”

耿，，女，1998年出生于山东省禹城市。

禹城西大桥下，桥墩旁有一堵废弃的砖墙，高两米多。靠着这面墙，其他三面被废弃的广告牌和塑料布包围着。这个四五平米的区域已经成为耿一家四口的“住处”。

耿，一个12岁的男孩，每天带着他9岁的弟弟，白天卖垃圾，晚上捡野菜。颜不仅要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还要照顾父母的生存。他的父亲向祥福，去年在工地上腰椎骨折，瘫痪至今；母亲有精神障碍。她整天喃喃自语，但她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

耿祥福，52岁，虞城市方寺镇九圣堂村人，小时候被收养到滕州市。养父母去世后，他带着妻儿回到家乡，却无处居住，无处落脚。耿祥福随后去禹城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租了一间平房安家。2009年10月，耿祥福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摔成腰椎骨折。由于没钱治疗，他已经瘫痪了。同年年底，耿家租住的房子被拆除。由于无力租房，他们建起了现在的“家”。耿祥福说，由于他不能做重活，整个家庭的生活只能靠耿的姐姐和哥哥捡破烂维持。

“最多一天能卖20多块，少了也就七八块。”“不辛苦，不辛苦，我很乐观。”“别叫我孩子，叫我姑娘。”“我学了半个多学期，能说很多成语。”耿直:兰说。

她从三轮车里翻出一个小包，拿出一份《伊索寓言》，随便翻开一页，在桥下微弱的灯光下，教哥哥读她能听出的字。当你读一个你不认识的单词时，你用“什么”代替，“什么”在一个短句中出现几次。她说:“我只有这本书，是孩子给我的。别看这个，是我的宝贝！”

看到同龄的孩子上学，“女孩”耿兰芝很羡慕:“我做梦都想读书！”她希望她能像以前一样在课堂上阅读。“我弟弟从来没上过课，所以我想带他去学校。”冷风吹下来，兄弟姐妹的手和脸都冻红了...

孙东林:“我弟弟这辈子不欠任何人一分钱，以后也不能欠他的债。”

孙东林，男，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自2004年起在华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天津东丽分公司工作。

2010年2月9日，武汉建筑工人孙水林连夜从天津开车回家，以便在大雪封路前赶回老家给农民工发工资。10日凌晨0时许，南兰高速公路沿线的河南省开封县龙海铁路桥因路面结冰发生严重交通事故，20多辆车辆追尾，造成多人伤亡。孙水林的五口之家去世了。

“我哥在北京天津都有项目。”弟弟孙东林说:“2月9日，哥哥从北京赶到天津，侄子和三个孩子暂时留在天津。”晚饭后，孙水林来到他哥哥家。本来打算第二天再去的孙水林在网上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发现从天津回武汉的路上会有雨雪。如果雪太大，高速公路可能会关闭，所以他立即决定连夜开车回家。

春节前一个月，工地陆续停工，孙水林的工资也基本解决了，家乡几十个工人只剩下30万左右。晚上7点左右，他拿着索要的11万元和向哥哥借的15万元，带着妻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连夜出发，取道京沪高速直奔武汉。

10日下午，孙东林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还没有到家。他连续打了100多次手机，都没人接。他预感到形势不妙。他径直开车，在风雪中一路上努力寻找。在路上，他接到了老家的电话:他弟弟的手机在河南省兰考县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

11日凌晨，孙东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赶到兰考县公安局，前往医院太平间。“一个老人问我是不是在找一个50多岁的男人和一个40多岁的女人，我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看到他们立刻就晕了过去。”

"我非常想把工资寄给我哥哥的工人."在警方的指导下，孙东林找到了他哥哥被砸的车，他发现后备箱下的备胎里完好无损地保存着26万元现金。“哥哥这辈子不欠任何人一分钱，以后也不能欠他的债。”孙东林已经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他回家了。

12日上午，他回到了武汉老家。弟弟意外去世，很多账单都没了。孙东林不知道给每个工人发多少钱。他要求工人按良心收钱:“大家说多少我就给多少。”孙东林给了60多名工人33.6万元，除了他哥哥留下的26万元外，他自己支付了6.6万元，外加他母亲的1万元养老金。

王保田:“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爱？”

王保田，男，1967年出生，安徽阜南县人。

43岁的王保田以每月2000元的工资承包了北京某单位的物业工作。老婆在一栋楼做清洁工，月薪800。夫妻俩住在单位提供的6平米单间。一对高中的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老家。

2009年11月4日，儿子王新在学校上厕所时突然晕倒，被诊断为急性脑出血。他一进手术室，呼吸和心跳就停止了。在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上，王保田听到医生说他要“为葬礼做准备”，他立即决定捐献儿子的身体和器官。

出乎意料的是，等待他的是一次远超他想象的复杂的捐赠之旅。在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进行呼吸机和输液后，王新“死而复生”，似乎恢复了呼吸和心跳，脸红了。王新不能被定义为死亡，但医生也暗示:“没有获救的希望。”

在此期间，王保田成为主治医生和广东省红卜会之间的电话代理人，给深圳市红十字会会长高敏打电话的电话费高达400元。花了一个月零两天完成复杂的“处方动作”，医生宣布王新没有抢救价值。王保田和他的妻子最终与深圳红十字会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免费捐献了两个肾脏、一个肝脏和一对角膜。

在维修治疗过程中，北京王家借的4万块，老家借的4万块，学校捐的3万多块都花光了，还欠医院2万多。捐赠实现后，王保田拒绝“像往常一样注销欠款”，并坚持“即使我破产了，我也会偿还”。从第一例器官捐献开始，全国只有130例，没有像王氏家族那样借钱捐献器官的。

儿子火化后，王保田向北京的朋友借了10000元，留下2700元。他拿着钱去医院还了账，钱在电梯里被偷了。在救儿子的32天里，王保田从未哭过，但这次他哭个不停。他说:“我不是为儿子哭，也不是为自己的钱哭。我担心这个世界——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爱？”